距今约5000年前，满天星斗般的文明火花向黄河中游聚合，文化碰撞，社会变革，华夏文明在这里绽放。从4300年前开始，黄河中游晋陕大峡谷两岸，河汾之东，陶寺人夯土建都;陕北高原，石峁人砌石筑城。双城隔河遥望，南北呼应，并峙数百年……
近日，“黄河文明的标识——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展亮相山西博物院，陶寺和石峁两大遗址出土文物同场展出，讲述黄河文明的悠久灿烂。此次展览也是石峁遗址正式发掘以来首次大规模展出，石雕、骨簧、陶鹰、玉钺等珍贵文物，为观众揭开了石峁古城的神秘面纱。
尧都陶寺的礼乐之光
“黄河文明的标识”展由山西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山西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石峁遗址博物馆)、临汾市博物馆、延安市文物研究所承办。展览分为“帝尧之都”和“王者圣城”两部分。“帝尧之都”主要展示陶寺遗址出土文物，并以文化相近的临汾下靳墓地和芮城清凉寺墓地文物辅展。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考古发掘面积近300万平方米，是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中游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遗址清理出宫城、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王陵区、礼制建筑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域，发掘墓葬千余座。陶寺遗址的历史年代、地理位置、文化内涵等，与史籍所载的“尧都”吻合，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这里就是帝尧之都。
此次展览展出了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石磬等精美文物。展厅里，一件彩绘龙盘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看。陶盘上的彩绘蟠龙，身体饱满而外张，颇具威严气势。“上古时代的文物有不少呈现龙的形象，到陶寺文化时期，龙真正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彩绘蟠龙盘与一批礼器性质的重器同出于大墓，说明在这个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中，将龙作为崇拜的图腾。”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慧国说。
彩绘龙盘旁边，陈列着一件由泥质灰陶烧制而成的土鼓，器表饰有绳纹、三角纹等纹样。张慧国告诉记者，陶寺墓葬中出土了不少乐器，由特磬、土鼓和鼍(音“驼”)鼓组成的乐器套组，具备了礼仪乐器的功能，是陶寺礼乐文明的重要代表。
展览中还能看到著名的朱书扁壶。在陶片拼成的扁壶残件上，有两个朱红色的字符，其中一个与甲骨文、金文中的“文”字极其相似。朱书扁壶的出土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早期文字。
精致的玉神面也是颇受观众喜爱的文物。这是一件祭神的礼器，造型典雅，神态安详，玉质莹润，彰显出墓主人不同寻常的尊贵身份。“陶寺玉器是陶寺礼器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用玉制度受到同时期文化影响，其中玉琮、玉璧受到良渚文化影响，玉钺与双孔刀有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因素，玉神面与江汉一带的玉人相似。”张慧国说。
丰富的区域性文化交流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陶寺文化吸纳草原大漠的游牧文化、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在碰撞与交融中，将东西南北的多元文明基因植根于晋南，繁衍出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石峁古城的惊世发现
展览第二部分“王者圣城”主要展示石峁古城文物，并以山西天峰坪东遗址和碧村遗址文物作为石峁古城文化的重要补充，以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文物作为连接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的重要节点。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地处黄土高原北端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东南缘，主要遗存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砌城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考古发现。石峁遗址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对于探索早期国家形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走进展厅，记者的目光便被一件高60.3厘米的双面人面石柱所吸引。石柱前后两面都雕刻着人面形象，凸目，高鼻，厚唇，表情威严神秘。这是石峁皇城台出土石雕中的精品，采用了浮雕、圆雕、阴刻等多种技法，其造型体现出多元文化的复合，并对商周青铜器的造型装饰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石峁玉器闻名于世，是河套地区集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遗址，其种类丰富，制作精美，达到了同期文化的最高水平。此次展览展出了石峁遗址出土的牙璋、玉钺等玉器。
“藏玉于墙”是石峁文化极为特殊的现象。在城墙修建过程中，石峁人将玉器嵌入墙体或埋入墙根。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贿神”行为，表现了石峁统治者希望城址安稳永固的强烈愿望，其巫术特征大于礼仪特征。
展厅里的一组骨质口簧也是石峁考古的重要发现。口簧是汉唐铁簧、明清口琴的前身，由簧鞘、簧舌及拉线等组成，通过拨动弹性簧舌发出的基频音及其谐波音来演奏曲调。石峁皇城台共出土20余件骨质口簧，制作于距今约4000年前，是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弦乐器。有学者认为，骨簧乐律可能对石峁上层控制周边区域、维持社会稳定和维系区域整体稳定等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石峁遗址还出土了大型陶鹰、铜镞、卜骨等文物。“其超大型城址、宏大的建筑、复杂的宗教现象、精美的玉器，及其与周邻聚落形成的多层级关系，都表明在4000年前，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河套地区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社会文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队领队孙周勇说。
黄河文明的核心标识
陶寺文化与石峁文化的绝对年代大致吻合，两者隔河相望，南北呼应，既有不同又有联系。
“陶寺与石峁这两大都邑性遗址，除了因地理条件的不同，城址建设存在夯筑与石筑的差异外，在典型器物、筑城规划、城址结构、夯筑技术、用玉制度、彩绘图案、杀戮祭祀、铸铜技术等方面显示出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关系远非承前启后、敌我对峙等简单认识能够概括的。”孙周勇说。
此次展览展出了陶寺和石峁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面貌相似度很高。“陶寺土鼓、陶铃、扁壶等典型陶器，在石峁遗址所在的陕蒙地区也有发现。”张慧国告诉记者，“陶寺早期流行的炊器以釜灶为主，中期受石峁文化影响突然出现陶鬲，并在晚期逐渐增多。”
以黄河为纽带形成的大河文化，在漫长的碰撞、裂变、融合中，产生了以陶寺和石峁等文化为代表的早期国家文明，推动了中华民族最早共同体的诞生和最初中国的演进历程，奠定了中国社会绵延不断、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格局。
“围绕陶寺与石峁这两个代表性遗址来展示那个时代的文化面貌与当时邦国之间的交流、冲突，展现中华文明发展进程，进而打造文明标识，构成了这个展览的主题。”山西博物院馆员、此次展览策展人崔跃忠说。
为了让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陶寺和石峁的历史文化内涵，山西博物院围绕展览主题推出了讲座、沙龙、研讨会、研学游等系列活动。(本报记者 付明丽)
